[15]在这种理念下，欧洲大陆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把行政法的主要目标放在用法律对行政权力的根据加以说明和对行政权力的范围加以限定上，而原则上对行政作用究竟应通过什么样的程序和过程来进行这一点似乎并不关心。
最初它只适用于司法程序中，后来扩展到一切行使公权力的程序。社会公众中任何一员的权利或利益将受到即将作出的决定的影响时，在决定作出前，他有权递交书面意见，并且在必要时，有权发表口头意见。
行政法的全球化 一般认为，正当程序是指任何其权益受到判决结果影响的当事人，都享有被告知和陈述自己意见并获得庭审的权利。[54]适用个人的情况也存在，一些国际组织明确规定私人介入程序的形式，如2003年国际奥委会颁布的《世界反兴奋剂法典》第8条就规定了保证个人有权获得公平听证的权利，即每个负责检测结果管理的反兴奋剂组织都应为任何被宣布为已违犯反兴奋剂规则的人提供召开听证会的机会，该条不仅针对国内反兴奋剂的当局还针对国际奥组委等国际组织，直接适用于个人。而在大陆法系国家，根据传统行政法理念，公共利益优先，行政程序本身最初并没有得到重视。[46]S. Cassese, Diritto Amministrativo Globule, in S. Cassese （ed.），Dizionario di Diritto Pubblico. Giuffre Editore, 2006, p. 1944. [47]参见龚向前： WTO食品安全争端解决的‘全球行政法思路，载孙琬钟主编：《WTO法与中国论丛》（2011年卷），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201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人们开始对代议制民主进行反思。
[14]私人介入行政程序被认为会影响行政行为的效率，从而损害公共利益，因此行政行为的方式主要是单方行为，对公民的保护完全赋予随后的司法审查。但全球行政规制的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而且包括个人，因此全球性行政规则不仅适用于国家，也通过影响国内行政法对私人行为产生效力，甚至直接适用于个人，对正当行政程序的规定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3]以英国为例，1914年以前，行政任务还局限于邮局和警察的基本功能，现代行政国家则赋予行政机关更多矫正社会和自由经济弊端的职责。
[45] 在中国早期译自日本美浓部达吉的行政法学著述中，行政之监督也被作为一篇来编写。另一方面，行政机关有诸多社会管制和社会服务的任务。[50]王名扬：《英国行政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总统原有控制工具包括：要求规章制订公告和公众参与。
对行政机关的监督方法有：国会监督、行政监督和裁判监督，国会监督属于宪法问题，其余两者属于行政法问题。合同的本质是相互同意的相互强制。
无论从民族国家还是民生保障上看，行政任务都日益增长，行政权变得尤为重要。20世纪则是行政权力扩张到极致的一个世纪。[10]行政不作为表现出来的惰政现象，更需要行政机关通过自我规制来推动积极作为。即使没有什么权威机构要求行政机关这样做，它们还是会限制自己的选择，自愿地限定自己的裁量权。
作为地方长官的总督或者巡抚也被授予弹劾权力，目的是互相掣肘，勿使权势恣行。[19]警察权力是政府通过立法保护公民生命、健康和财产以及维持社会秩序和公共道德的统治能力。（一）行政权力的扩张 行政法中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警察权力（ police power）。科层制是一种权力结构，首创于中国古代行政管理者，当代行政法学忽略了它。
现代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主要特征是不确定性的挑战，面向确定性的传统行政决策被颠覆。行政任务、行政权力和行政控制之间，呈现出相互影响的正比例关系。
[58]四是总结外部规制内部化和内部规制法律化的经验。自我规制是组织存在的自组织形式，自组织的动力可能源于科层制的压力，或者某种利益的激励和驱动，或者是对执法对象外在压力的内化。
政府对风险反应不足或者反应过度，都会产生行政行为的合法性问题。因此，除对处罚、许可、强制、征收等传统行政权力进行控制外，行政机关自我规制理论和制度还非常重视不断增长的行政任务对行政权力扩张和行政控制的影响，即给付行政中行政权力的扩张和控制都在增长。[14]于立深：《公共问题的技术解与契约解》，《读书》2013年第4期。在法庭以外，美国最近二十年的行政行为控制发展就是总统管理。行政控制/规制 建设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被作为有效的政府治理的核心内容，提高政府自身能力建设也因此成为中国行政法治建设的一个中心点。[50]在英国，中央政府的内部结构之间、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也存在各种形态的监督。
研究者认为，在科层制权力结构下，官员基于法治，受制于法律授予他的权力。[54]在更窄的意义上，行政监督理论主张通过行政系统内部的行政组织架构、内部行政规则和行政伦理，促使行政权力自我规制。
如何为行政活动提供一种合法性的评价和理解框架，是风险社会的难点。其三，风险社会的存在。
行政机关之间的监督源于行政科层制，是近代各国的通例。先前对行政行为的控制方式有：议会控制、通过官僚专家的自我控制、利益集团的控制和司法控制。
[13]分析已经发布的各地方政府规章或规范性文件，上述所谓政府合同实际涵盖了民事合同和行政合同两部分。如果不受科层制的控制，行政就不能更好地实现其目的，这是人所共知的原则。对职员拨款（Appropriation）。他认为在1941-1970年间，美国行政法学不重视内部行政法，忽视了对行政组织的研究。
[12]应松年、朱维究编著：《行政法学总论》，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103页。[31]Paul R. Verkuil, The Emerging Concept of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Columbia Law Review, Vol. 78，No. 2，1978，pp. 263，268-269. [32][美]奥斯特罗姆：《美国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毛寿龙译，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36-37、66、87页。
[54]张尚鷟主编：《走出低谷的中国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0页。police power作为一个更现代的术语出自法官之手。
（四）借款、资助、补贴等合同。以行政程序和行政民主为例，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法律所创设的规则，经由行政机关创设的行政规范，不断内化为行政机关的日常行为，司法机关的监督更强化了这种趋势。
其二，公民社会的诉求。大致内容是：行政机关之间的阶层关系与监督权互为表里，上级行政机关具有监督下级机关的固有职权。由于科技、工业化和城市化，政府对银行、保险、公用事业、财政、工业、职业、健康和道德的控制，展示了自身对现代社会压力和需求的多面回应，传统的议会立法或刑法控制已经不足以适应需要，对经济和社会行为控制转向了行政工具，要求新的社会创造。行政监督是一种反映行政机关内部关系的行政行为，其效果也会波及人民。
表现形式有：立法赋予给付行政以管理权力。通过析权，对行政权力的控制，实质包括积极控制和消极控制两种类型。
研究者认为布莱斯通（Blackstone）似乎是第一个凸现了警察一词的英国法作家。internalpower这个短语最初出现在1787年宪法制定会议的讨论中。
1970年代，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西蒙和奥斯特罗姆根据汉密尔顿、麦迪逊、托克维尔的思想完善了民主制行政理论，主张权力多中心、分散决策、每个人或成员具有独立权利和主体地位、行政机关及其官员改变消极的仆从关系。伴随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要求获得更多的人权形态和权利内容，如更多的政治权利、堕胎自由、环境权实现及同性婚姻保障等。
